在为个人提供保障的同时，也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
方格1和4、2以及3可以衔接么？换言之，教义学知识与社会科学方法、社会科学知识与教义学方法有无兼容的可能？答案是，两者无法发生直接关联。二是辅助客观目的的探究。
因而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社会科学的某些重要场合（如案件事实认定、证据判断），并不为法教义学的视角所关注。与将效率作为法律解释或法律续造所要实现的规范目的也即一阶效率不同，将效率作为解决各相竞合之规范目的冲突标准涉及的是二阶效率。如果经济学的效率（如分配效率）属于规范的目的本身，那么它就要被用作解释的指导方针。此时，法律适用主要涉及的就不是经济分析的正当性，而是合法性了。另一方面，对社会目的和效果的追寻也不能违反体系性要求，即不仅不能与体系中的其他法律规范发生逻辑冲突，也要尽可能地与整个法律体系的内在价值相融贯。
其三，它虽与司法裁判的视角相关，但与后者并不完全等同：前者建基于同类案型之上一般性教义学命题的形成过程，后者则以个案解决或诉讼过程为出发点。运用法律适用方法填补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落差形成的具体命题或主张，就是法教义。[14]皮茨克甚至搁置了概念界定的努力，直接诉诸描述。
[30]雅拉斯和皮罗特、福斯库乐、埃平等主张，一旦基本权利主体放弃基本权利，则意味着系争国家措施不构成基本权利干预。[45]参见柳建龙：论宪法漏洞的填补，《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1期，第74页。来源：《法学家》2023年第6期。[38]这可以说是基本权利放弃在程序法上的作用，相对于前述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放弃而言，它居于次要地位。
[70]最后，由于设定同意能力标准时，通常所考虑的主要是未成年人以及精神障碍者，难以完全不考虑父权主义。而且就基本权利保护必要性而言，违宪审查机关享有更大裁量权，只有当其认为明显欠缺保护必要的情形下，才可能拒绝受理。
二元论可以为解决相关争议提供更具普适性的框架。[39]毕竟基本权利法益侵害的成立并不取决于具体法益客体所有人的意志，[40]即使在同意情形下，也未丧失法益性或者法益保护必要性。[106]不过，一般而言，个人自由或者权利领域只有在例外情形下适用该规则。该学说要求，在保护范围和限制间形成相互作用，从文字上看，限制设定了基本权利边界，不过其解释应基于承认基本权利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根本重要性，因此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再次受到限制。
个人不能任意处分基本权利，当然也不能任意放弃。[23]尽管伊普森关于基本权利不作为的法律意义的见解不无商榷余地，鉴于高权行为的公定力及其经由时效制度取得确定力的可能性，在法律上，不作为无疑也有使不法的基本权利干预合法化的功能。[57]参见注[12]， S.65; Dirk Wüstenberg, Vorratsdatenspeicherung und Grundrechte,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Vol.3, No.2(2006), p.91.[58]Vgl. Michael Kloepfer, Verfassungsrecht Band II. Grundrechte, München: C. H. Beck(2010), S.61.[59]参见注[9]， Gerhard Spie?书，S.14.[60]参见注[27]， S.59.[61]参见[日]佐伯仁志：《刑法总论的思之道·乐之道》，于佳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或者也可认为，从法益衡量的角度看个体处分自由价值高于法益。
[79]以抽血检查为例，德国学说多半认为单纯忍受抽血的行为并不等于同意抽血。人性尊严具有整合所有基本权利的特性，也是所有基本权利的本质。
然而，必须警惕的是，那不过是对法益主体自律性的补充，应当防止超出此界限，以至于变成对自律性的否定。基本权利主体经由承诺将国家干预措施转化为自己的行为。
[67]以未成年人能否同意搜查父母住宅为例，德国立场与美国不同，它认为即便是未成年人也有同意能力，而美国则认为未成年子女不能同意警察搜查父母的财产。雅拉斯、米夏埃尔和莫洛克等主张，将基本权利放弃作为介入因素，中断基本权利干预和国家措施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在归责层面上否定干预归责于国家的可能性，进而否认基本权利干预。不过，这些限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限缩个人自治空间的风险。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此未作规定，但2005年开始施行、2012年修正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都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三、基本权利放弃的构成要件基本权利放弃应满足一定要件，方能产生法律效力。宪法并未强迫人们组建家庭、获得财产、参加游行或者加入宗教或者世俗的社团。
即便表决程序已经完结，摄像机的远摄能力和分辨率仍可能对代表形成心理压力，影响其未来投票行为，故个人无权放弃投票秘密。[74]于此，也要求国家机关必须弥补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资讯落差，亦即国家机关必须先在程序上践行告知义务，此项告知内涵至少应该包括拒绝权利及重要事实，尤其是干预措施的危险性，以防止国家机关利用资讯落差规避法律保留而取得同意。
[43]比如，在刑事诉讼领域，一般认为，就身体检查处分而言，基本权利放弃作为与法律保留原则是并行的机制，只要受干预人同意，原则上无须法律授权。就传统基本权利干预概念而言，只有具备目的性、直接性、法效性及强制性四个要件，公权力行为方构成基本权利干预。
在具体层面，作为介入要素而否定基本权利干预构成要件该当性和权利保护必要性以及法益衡量要素。[54]而皮茨克认为基本权利的放弃不止涉及基本权利构成要件，也涉及基本权利的法律后果。
[53]不过，萨克斯系少数说，多数学者采二元论立场，主张基本权利放弃具有双重功能，其中：施瓦布主张，事前同意应当采基本权利构成要件排除说，而事后追认则应采基本权利干预的阻却违宪事由说。随着合宪性审查实践的展开，基本权利问题将变得日益重要，故有必要予以关注。[6]Vgl. Vo?kuhle/Kaiser, Grundwissen-?ffentliches Recht: Grundrechtseingriff, Juristische Schulung 4(2009), S.314.[7]Vgl. Werner Ernst, Der Verzicht auf subjektive ?ffentliche Recht, Thiele, 1933.[8]Vgl. Rudolf Wassermann, Der Verzicht auf subjektive ?ffentliche Rech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bayrischen Verh?ltnisse, Archiv des ?ffentlichen Rechts 28(1912), S.261.[9]Vgl.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III/2, München: C. H. Beck(1994), S.888-889; Gerhard Spie?, Der Grundrechtsverzicht, Berlin: Peter Lang(1997), S.30.[10]参见注[9]， Gerhard Spie?书，S.31.[11]Vgl. Thorsten Franz, Gewinnerzielung durch kommunale Daseinsvorsorge, T¨ übingen: Mohr Siebeck(2005), S.685.[12]Vgl. Philipp S. Fischinger, Der Grundrechtsverzicht, Juristische Schulung 9(2007), S.808.[13]同注[9], Kluas Stern书,S.887.[14]Vgl. Andreas Geiger, Die Einwilligung in die Verarbeitung von pers?nlichen Daten als Ausübung des Rechts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waltungsrecht 1(1989), S.37.[15]Vgl. Jost Pietzcker, Die Rechtsfigur des Grundrechtsverzichts, Der Staat 1（1978）, S.527。[52]Vgl. Gerrit Manss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München: C. H. Beck(2020)(17), S.49.[53]Vgl.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recht II-Grundrechte, Heidelberg: Springer(2017)(3), S.140.[54]参见注[12]， S.813.[55]参见注[15]， Jost Pietzcker文，S.528.[56]参见柳建龙：论基本权利竞合，《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46-47页。
2.权利保护必要性否定说与干预构成要件排除说不同，权利保护必要性否定说并不否认存在干预，只不过，其影响或者法律意义甚微，如果将其纳入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中，可能会给合宪性审查机关造成巨大诉讼负担，不仅影响它的功能发挥，也浪费社会和司法资源，故有必要视为不存在基本权利干预。[89]最初，人们对基本权利是否可以放弃并无争议，且承认全部放弃。
在发生冲突或者存在不同法益时，需要权衡法益进而确定基本权利行使的边界。[44]不过，这可能滋生问题，国家机关或借此规避立法授权的要求。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比例原则的普遍运用，《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2款的本质内容保障在司法实务中已不具任何意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应对基本权利主体的放弃有所认知，方能阻却基本权利干预措施的违法性？比较而言，刑法学认为，对同意的认识属于主观正当化要素是否必要的问题：从行为无价值论出发，主观正当化要素是必要的，故应认识到被害人同意。
于此医生与手术可以视为患者实现上述利益的手段。而那些更具超个人的法律地位，如研究自由、选举权、平等原则或者某些程序性权利则一般适用该规则。推定的同意是一种独立的、在习惯法上得以成立的正当化事由。[108]与此相似，《民法典》第197条：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
不过，随着基本权利释义学的变迁，基本权利侵害解决方案的重心日益后移，在三阶层审查框架中，它越来越多被视为排除法律优先性或者法益衡量的要素，主要作用于阻却违宪事由阶层，与之相应，其在保护范围和干预阶层的意义降低。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放弃 基本权利干预 。
而在基本权利放弃情形下，则系争公权力行为可视为双方合意结果，不具强制性，故不构成基本权利干预。[15]不过，与研究任何其他问题一样，即使相关概念尚欠精确，但厘清概念对于剖析和解答宪法问题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条件，[16]何况在我国基本权利放弃本是舶来品。
就基本权放弃而言，虽然其意思表示多是单方面的，但是，鉴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个人更容易迫于压力而放弃基本权利。[33]（2）作为基本权利干预概念的可归责性要件的排除因素。